最近收到友人陈吉吉的《人间的巴蜀石窟》，此书将川渝地区的代表性石窟及摩崖造像基本收罗在内，虽为人文游记，仍具有很强的艺术及文学可读性，同时也体现了石窟寺考古学一定的专业基础。释读此书，可以跟随着著者的脚步、身临其境去观摩那些神往已久的石窟造像，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著者对于中国石窟寺文化、历史的深深情感。

　　阅读此书时，不由地想起了一位用毕生精力实地勘察、研究巴蜀石窟艺术的学者胡文和先生，和他关于巴蜀石窟的系统性著作《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 胡文和先生（以下简称胡先生）为安徽贵池人，生于1950年，八十年代初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十多年时间一直专注于川渝地区的宗教考古艺术研究，致力于本地区石窟造像的田野调查。

　　胡先生在学术期刊上先后发表《四川摩崖石刻造像调查及其分期》、《四川摩崖石刻中的维摩诘经变》等超过60篇论文，著作《大足石刻志略校注》、《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等，其中最集大成者为《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及《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

　　川渝地区，也就是胡先生一直说的“老四川”地区，在地理上、历史上就是多种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之处，除了儒、释、道的不断相互作用之外，同时也保留了相当“顽强”的本地乡土特色，遍布此区域的摩崖石窟及道教、佛教宗教造像就是这种文化交汇及蜕变重要的体现之一。乐山大佛和大足石刻是世界闻名的文化遗迹，安岳、广元等石窟也是越来越被大家所熟悉，但川渝实际存在的石窟数量要远远大于一般人的想象。根据202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全国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石窟造像文物。其中川渝两地现存石窟（含摩崖造像）就有2850处，接近全国总数的一半；四川省共2134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胡先生将川渝地区所蕴藏的石窟艺术，称之为媲美敦煌的“四川敦煌学“，虽稍有过誉，但也体现了巴蜀石窟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内涵。

　　现存巴蜀佛教石窟的分布极广，数量极多，但除了小部分是成规模的聚落，大部分都零星散落在交通不便的荒郊野岭、田间水畔，想要完整寻访这些石窟，实属不易。胡先生的《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可谓是总览巴蜀佛教相关石窟的第一部系统性的学术专著。此书通过详细的文字描述，精准的测绘数据，还有丰富的插图和图例，对巴蜀石窟做了全面、详尽的专业记录，是一套非常珍贵的宝典，使专业与非专业人士都能按图索骥，作为深入了解巴蜀佛教石窟的参考依据。

　　胡先生的《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全书共分6卷、洋洋洒洒三大册，不仅最早全面汇总、梳理了区域内的巴蜀佛教石窟，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并有自己的视角及观点。论著起始于第一卷的《巴蜀东汉至蜀汉佛教遗迹暨成都南朝佛教石刻》；接着第二卷《广元石窟艺术-融合异域成熟期风格的民族化佛像艺术》；然后是第三卷《巴中石窟-中国石窟艺术成熟期的转型体》，第四卷《西蜀石窟艺术-中国石窟艺术的南方模式》，第五卷《安岳石窟艺术-佛教艺术东传之民族化、地域化范例》，收尾于第六卷《大足石刻∙石窟艺术-中国石窟艺术的晚霞》。胡先生在此书中以时间脉络展开，从佛教如何传递到国内，特别是流转到相对独立的巴蜀地区，到外来文化与国内及本土文化相互影响而逐渐走向成熟的几个展现阶段，最后落笔于被誉为“既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绝美晚霞，也是和世俗化结合的集大成”之大足石刻，清晰地勾勒出了巴蜀石窟造像的历史演变，并很好地呈现了此区域佛教石窟文化遗迹的全貌。巴蜀佛教石窟既与北方佛教石窟一脉相承，又形成独具一格的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石刻艺术，是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典范。

　　对于广元、巴中、安岳、大足等不同时间的石窟，相关的专题介绍及学术讨论已经非常多。胡先生书中第一卷的《巴蜀东汉至蜀汉佛教遗迹暨成都南朝佛教石刻》，却是较早对巴蜀地区早期佛教遗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对当时所见的国内外学术观点进行了汇总和论证，并在图像学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巴蜀地区东汉至蜀汉的佛教遗迹，来源除了崖墓出土的画像石刻，更多见于崖墓、砖室墓中出土的摇钱树树干上佛像。胡先生分析其造像模式与域外早期佛像“健陀罗”、贵霜“秣菟罗”模式等造型艺术非常相似，有极其密切且直接的渊源关系。传统观点认为这种风格是经南方丝绸之路即滇缅道逐步输入的。胡先生依据与发源地及周边地区图像风格与时间的比较，判断其中主要输入是沿传统丝路西域南道，再分支到青海丝路，也就是一路越阿尔金山，穿柴达木盆地，渡黄河，翻积石山，沿岷江河谷，到达益州（成都）地区，而非主要来源于滇缅道，现古也为这条有效交通路线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例如新疆汉代精绝国尼雅古墓群中曾出土了不少的蜀锦。

　　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时一度崇尚佛风，僧寺广立，寺中也满是富丽堂皇的佛教艺术壁画及塑像，同样的景象也出现在同时期的巴蜀地区，可惜这一切已随着岁月变迁而销声匿迹了。自清末至20世纪90年代，成都商业街及万佛寺等地区多次出土南朝时期的佛教石刻，为历史记载中的佛教兴盛提供了实据。胡先生在书中初步探讨了南朝时期成都本地佛教石刻与周边区域，特别是与南朝艺术的关系与差异。胡先生认为其时巴蜀地区的佛教艺术，因为地理、政治的关系，显然受南朝文化影响更深，但不能就单纯认为只源于以建康（南京）为代表的江南地区，也不是对江南文化的简单复刻。巴蜀地区的佛教艺术，同样也来自上述丝路分支输入及中土石窟文化的影响，基于以上原因，胡先生称成都南朝佛像石刻为“中国南朝佛像石刻模式-成都地区流派“。

　　台湾知名学者林保尧先生对于《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全书是目前所见有关巴蜀佛教雕刻艺术最为完整体系者，不仅依巴蜀区块划分，且每一区块的石窟点，甚而相关者皆被罗致纳入，几无遗漏之憾，这当然要归功作者30余年的田野调查与摄制整理的前期作业。又，每一课题，不仅有统整性，且有个别性论述，简洁明确的”模式“之说，与准确明晰的”概念“之述，令人得以一窥堂奥。当然，庞大图片目录与参考图版，是极度珍稀且令人尊敬的……”。

　　诚如胡先生自己在《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中所说，如果局限于某一地区与时代的佛教美术（雕塑与绘画），难免在认定图像上发生错误，而且对同一时代的图像全貌也不容易把握。图像学研究需要将各地方的造像内容与其结构按时代和地域做纵横的比较，研究同时期不同地方，以及同一地方不同时期的发展，才能得出较为精当的归纳与结论。对于整个巴蜀区域的区块分类及相关定性的命名，胡先生基于其深厚的学术素养，有其个人的独到见解，在此不再展开。胡先生原来的计划是将此书的内容以六卷、大开本结集出版，并以此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评选，鉴定成果为优秀奖，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坚持几十年的田野考察与学术钻研的基础上，可谓实至名归。

　　胡先生作为一个钟情于巴蜀石窟文化及历史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靠自己有限的经济能力，独自坚持了几十年的田野调查、寻访。为了弘扬佛法，寄托旅人和乡民的祈望，古代石窟主要开凿在曾经的水路和陆路、栈道边上，现在大都已是交通不便利的乡间甚至荒郊野岭，有些已经隐藏在茂密山林或者杂草丛中，现场环境也存在着风化、坍塌等风险，也没有交通工具直达，需要多种换乘加徒步，有时还需爬山涉水，考察之路非常艰辛，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常“翻山越岭、又冷又饿，苦不堪言”。他历尽艰辛，走遍相关的遗迹，并系统性地用文字、用数据严谨地纪录了所看到的石窟。在几十年的田野调查中，他前后拍摄下数万张珍贵的照片及反转片，恰好也忠实地留存了这些石窟几十年来的变化，其中不少已经成为绝版。这么多的照片拍摄，对经济不宽裕的他也是不小的开销，所以每次投稿，他都反复叮嘱，照片如不采用还请寄回。

　　因为川渝的地理环境及气候原因，当地石窟及摩崖造像普遍存在风化、水蚀、失稳、霉菌等多种病害，亟需保护。如乐山大佛，我们比较数十年来的佛像面容照片，可以明显看到风化等影响带来的差别。更为严重的是大多数石窟散落在人迹罕至之处，偷盗现象一度非常猖獗。胡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呼吁对巴蜀石窟进行有效的保护。

　　例如在一篇投稿中，他提到自己于1999年11月20日再次赶到巴中的水宁寺，满心的喜悦却被眼前的事实惊骇得目瞪口呆，短短两年多没有来，其中最精美的部分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盗割。巴中地区石窟分布非常广泛，也是巴蜀石窟艺术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区域。在历史上这里曾是南北交通要道“米仓道”的必经之处，南来北往的人在此开窟造像，留下了诸多精美的石刻艺术珍品。这里说到的水宁寺（原名始宁寺），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其中第一到第九龛的唐代造像最为刻画细腻、精妙绝伦，被段文杰先生誉为“唐代造像，巴中第一”。水宁寺原本的寺庙建筑，以及庙内的大佛，已经在1965年毁于人为破坏。大概在1999年3月的一个夜间，水宁寺第二龛释迦说法图，右壁的阿难、手执宝瓶的菩萨头部被盗割，左侧菩萨头部也被盗割。不久之后，3号龛正壁上高浮雕并列而坐的释迦佛、弥勒佛的头部及左右壁菩萨头像也被盗割。这些造像熬过了千年沧桑，却又遭遇如此人为劫难。今人再去观摩，仅仅能看到剩下的残破无头躯体，令人扼腕叹息。

　　图5、6、7：胡先生亲摄水宁寺石窟被盗割前照片，照片下注释也为胡先生亲笔所记

　　也正是像胡先生等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学者，一直在不遗余力研究并呼吁保护，越来越多的石窟遗迹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被纳入国家与地方的各级文物保护体系，民间的文物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有时候在网上看到民间对石窟古代塑像的当代“重塑彩妆”，虽然艺术品位一般，至少还得庆幸这些塑像有新一代”供养人“的特别守护。

　　2017年5月时，我曾经托了书友杜兄，烦请胡先生在《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上签名钤印作为留念。也曾与杜兄相约，方便时带我一起去拜访胡先生，好当面请教关于巴蜀石窟的一些问题。听闻胡先生善饮，如能一起小酌几杯，畅谈下石窟各种绝妙，也是很好的。因工作繁忙，一直未能成行。2018年11月17日听闻胡先生不幸仙逝的噩耗，不胜悲痛。

　　图8、9 ：2017年5月，胡先生为我在《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上签名钤印

　　巴蜀地区散落如繁星的石窟遗珠，可以遥想当年的宗教兴盛和香火繁华。现在除了少部分保护起来的，大部分仍默默散落在田野乡间，隐蔽在古道密林，成为了自然风景的一部分，不可避免会漫漶不清、风化剥落到永远消失。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胡先生这样的学者，穷其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记录与财富。博鱼官方